煤炭行业发展趋势：煤炭需求中长期是零增长
当我们说：某类行为是不允许的，因为它损害了人之尊严，这个句子表达的不过是这样的内容：某类行为是不允许的，因为它是不被允许的。
国内现行法律、法规并未明确禁止自由裸体行为，其原因在于，立法者认为这应是公民的羞耻喜恶之心自然调整的范围，而且基于经验主义的立场，三亚事件之前也未曾产生过法律调整的现实需求。 立法要在各种不同的价值偏好、利益取向中作出中道的权衡，尤其关涉重要道德争议问题，不能为了一部分人之道德洁癖而强制进行道德教化。
因此，在这样一个整体文化氛围下型构的国人思维方式，尚难轻易接受公开场合的赤裸行为。 具体而言之，当下针对三亚海滩裸泳裸晒等问题的立法解决预案，启动全国性立法既无必要亦无可能。 其次，是立法内容本身的科学安排。 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可以创设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此种对抗的隐喻，决定了扫黄舆情的基本意义框架，加上社会舆论对央视符号习惯性的抵触与排拒，还有官场性乱象的传闻引致的民怨，所有情绪糅杂在一起自然会不断发酵。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私人领域 法律与道德 。在行政法律责任方面，为了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适应行为违法的程度与情状，责任形式通常涵括训诫、劝阻、罚款直至人身自由处罚等。因此，在论证统制路径选择时，注重对原初宪法价值的关怀，既是提高规制机构负责任性的保证，也为当下和未来的规制问题解决奠定了运行有序的基础。
但是，该法并未规定规制机构的受理答复义务，也没有直接的责任规定，公民监督权实际上是无效的。[⑥]基于此，也许我们应当从权利和权力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论证，并找寻一个平衡宪法文本和规制实践的路径。国会和总统诉诸民权运动的力量，使之服务于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歧视，以及因环境、工人、穷人、甚至是消费者有关的事业。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在早期对新政持批评态度，并以司法审查的手段（如在1935年巴拿马案和谢克特家禽案中)宣布许多授权法令违宪，但是在罗斯福增加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压力下，最高法院不得不转变态度为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
为了避免把自己往火山口推，法院不予立案就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与美国的规制变革不同，我国的规制机构不作为，大多数是因为其缺乏对公民诉求进行回应的动力和压力，即公民权利难以制约公权力，分散的、难以组织的公民无法请求规制机构回应其诉求。
[25] [英]威尔逊著，熊希龄译：《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7页。没有被追责压力的权力是无畏的，它必然会逃逸出最初设置的宪法涵义。消极权利的特点是保护自由，积极权利的特点是促进平等。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必须忠实于委托者利益，行使宪法赋予的对政府和规制机构的监督职权。
[24] [美]凯斯·R·桑斯坦著，钟瑞华译：《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3页。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有权依法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等。通过代议、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对规制机构的统制特点分析可知，在中国情境下只有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才能放大公民的规制需求，增强规制机构面对时的回应性。要实现权力之间的竞争，就必须考察一国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权力架构，回溯到公民和政府缔结的宪法契约。
[15] 傅蔚冈：《毒胶囊事件，法院为何不立案？》，载《东方早报》2012年5月21日版。[26]我国的许多规制问题并不是因为规制裁量权、技术标准的不当问题，而更多是规制机构对公民的要求缺乏回应，其背后也隐藏着公权力被俘获和制度运行不良的原因。
[⑦] 因此，需要规制机构的积极作为来预防和化解社会风险，保障社会安全和公民福利。在政治问责手段中，最重要的是罢免权的行使，它是警醒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者的关键武器。
[24]因此，代议机关要保持对规制权力的控制，一方面要授予其充分合理的裁量权，使其可以应对变化莫测的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对规制权力的有效控制，明确权力的行使条件、程序要求和授权标准以规范其裁量权，通过问责条款追究规制机构的不作为责任。更为关键的是在权力的资源配置中，我国法院的人事、财政都受制于行政机关，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做到依法裁断，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司法独立性的弱化。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也诘问，对药品的监管应该是药监部门的日常工作，应该随时能发现问题，用不着媒体来发现。正如桑斯坦所言：尽管原初体制和现代官僚政府之间存在张力，我依然相信有可能以在根本上忠于宪法理念，同时又能够在一个业已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中促进宪法核心目标即自由和福利的方式，来改革和解释规制措施。[19]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过度倚重于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容易产生权力的变异。
法院本身所拥有的资源致使其在事实上无法与行政系统对抗，因此也无法在行政诉讼中不考虑自身利益，法院最终在规制机构的统制中只能发挥十分有限的作用。在我国，除了垂直管理的规制机构与西方独立规制机构更加类似外，其他规制机构基本上属于普通行政机关或行政部门序列，也即是本级政府的组成部门。
同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节目《胶囊里的秘密》，曝光某些厂商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绍兴新昌一些企业制成重金属铬超标的药用胶囊。选民通过选举权和罢免权的行使，使得代表习惯于向其所代表的选民负责，才会形成一种不断究问代议机关向谁负责的氛围，从而导引代议机关积极地向选民负责，并通过法定途径向规制机构施加规制的压力。
但是经验教导我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代议机关对规制机构的监督虽然不如行政监督更加迅捷有效，在权力委托路径中它却是最贴近民众的。
[16]即使是在美国，法院也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在政策上迁就行政机关，如在罗斯福新政早期，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国会立法授权的方式积极干预经济活动。权利是民主统治过程最为关键的一种建筑材料。在权力博弈中，代议机关作为公民权利委托的集成组织，和公民最具亲密性，也是公民通过其选举权和罢免权可以直接掌控的权力。为了保持其存在的正当性，在代议机关的有效问责面前，规制机构必然会提高其对风险管理的回应性。
[22] 杨建顺：《规制行政和行政责任》，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理解宪法体系和现代规制的关系，并审查制定法的功能和失灵，应该被证明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民主体制内在地就是一种权利体制。在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下，许多地方政府放纵当地企业的环境污染、产品不达标等行为。
[11] 徐显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载《光明日报》2007年8月15日版。其次，行政系统之内的监督，违反了自己不做自己法官的原则，其公正性也是令人质疑的。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动员全系统力量，全面开展对企业的监督检查和产品抽验，及时控制问题产品。[14]法院应该根据法律和普遍认同的潮流而做出判断，但是相比拥有司法审查权的美国法院，我国法院具有迥异而非的特色，并不具有政策形成的能力，目前难以承担影响法律形成的路径重任。[20]随着选民——代议机关——规制机构监督链条的有效启动，使得选民——规制机构的规制需求链条成为现实，规制机构才有足够的压力去回应公民向其直接发出的规制需求。因此应发挥原初宪法涵义下代议机关的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作用，建构一种自下而上、注重基层化治理的规制权力统制路径。
[⑤] 参见杜仪方：《风险领域中的国家责任——以日本预防接种国家责任为例证》，载《行政法论丛》第14卷，第233 页。其次，非专职代表由于其本职工作的忙碌，大多无暇行使代表权力，而在人大会议召开期间，议案的众多使其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一些复杂的议案进行阅读和思考，有些代表专业素养的匮乏也使其没有履职的能力。
（四）加强问责：对规制权力行使的动态监督和政治问责 威尔逊认为：严密监督政府的每项工作，并对所见到的一切进行议论，乃是代议机构的天职。但是公民将权力委托给代议机关之后，公民除了通过求助于公权力之外，并不具有直接制约规制机构的手段。
如我国《食品安全法》第10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面对现代风险社会，学者针对风险领域提出了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在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人类的行为确实会发生损害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应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损害的发生，即希图采取预防措施以将风险扼杀于摇篮之中。